霍布斯鲍姆:拉美革命现在再也不会发生了

在这么一片有如此多明显不平等现象的大陆,“人们期望的、在许多国家都非常必要的革命没有发生,而是被掐死了”,2002年霍布斯鲍姆写道,“现在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在1960年代的欧美知识分子看来,是第三世界“给第一世界带来了革命的希望”。当时,古巴和越南如世界热望的两个光明火种,“不仅是革命的胜利,也是大卫对歌利亚的胜利,是弱者对强权的胜利”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,和历史学家,霍布斯鲍姆受到这片地区的特别吸引,很可能也是因为他感到一系列的政治可能性正在酝酿成长,重大历史问题仍然开放,而所有这一切都是1970年代的军事政权所竭力关停的。霍布斯鲍姆写下了拉美从左翼的希望到血猩独裁的这一段历史。

在离世10年前,霍布斯鲍姆出过一本自传(lnteresting Times:A Twentieth Century Life,2002;中译本《趣味横生的20世纪》,2016),他在书里写道:拉丁美洲是欧洲以外唯一一个他了解,并且让他有归属感的地方。他将之归因为,在第三世界里,只有拉美地区的语言是他能掌握的———两种主要语言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。当然,吸引他的还有拉丁美洲社会革命的潜力。

艾瑞克·霍布斯鲍姆(1917—2012),著名历史学家,著有年代四部曲《革命的年代》、《资本的年代》、《帝国的年代》和《极端的年代》等。

这位当代最受人尊敬的英国历史学家,说自己一去拉丁美洲,就“永远转向了她”,“没有一个发现南美的人能够抵挡它的魅力”。在这里,除了强烈的戏剧感和明艳的色彩冲击着人们的神经之外,1950年代末的古巴革命让整个拉美的政治脉搏激烈跳动,革命情绪迅速发酵。这是一个“历史变革的实验室……生来就是要破坏传统真理”,霍布斯鲍姆形容。菲德尔·卡斯特罗一路高歌猛进,美国企图推翻其政权而失败(1961年4月“猪湾事件”),这让“欧美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受拉美的‘蛊惑’,在这片大陆上,社会革命的熔岩炽热到沸腾冒泡”。在他们看来,是第三世界“在1960年代给第一世界带来了革命的希望”。当时,古巴和越南如世界热望的两个光明火种,“不仅是革命的胜利,也是大卫(未来的以色列国王)对歌利亚(非利士巨人勇士)的胜利,是弱者对强权的胜利”。

新书《革命万岁》便是1960年代开始霍布斯鲍姆对拉美持续兴趣和知识参与的结晶,这部文集里收录了他在四十年里写就的文字:从对革命后古巴的简短报告,到1990年代中期对国家认同的思考,从对萨尔瓦多·阿连德掌权智利第一年的冷静分析,到对Bossa Nova音乐的俏皮点评。

《革命万岁》(Viva la Revolucion: Hobsbawm on Latin America,Little,Brown,2016)是霍布斯鲍姆对拉美四十余年的持续兴趣和知识参与的结晶。

霍布斯鲍姆1931年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青年团,1936年加入共产党,1946年成为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一员。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,令许多英国共产党员脱党,霍布斯鲍姆虽同样谴责苏联,但仍留在党内。

1960年他第一次访问古巴,记录下了新政府广泛的群众基础。在随后的旅途中,他翻译介绍了切·格瓦拉的写作(1950年代他开始学习西班牙语)。然而,令人惊讶的是,霍布斯鲍姆后来对古巴着墨非常之少,而这里往往是整个拉美及其他地方左翼所同情关切的核心;实际上,他尖锐批评那些试图拿起武器效仿古巴的人,他认为,在岛上大获成功的游击队方法,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革命。

1962—1963年,霍布斯鲍姆第二次来到拉美,三个月里,行迹遍及巴西、阿根廷、智利、秘鲁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,试图寻找19世纪后期、20世纪早期欧洲“社会土匪”(social bandits,即所谓“义匪”,是他第一本书《原始的反叛者》里的概念)的现代对应物。在秘鲁和哥伦比亚,他发现了别的东西:在社会经济急速变革中阵痛的乡村,正蓄势挑战当前国家政府的激进农民运动。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,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占据了《革命万岁》一书的近半篇幅。

霍布斯鲍姆访问秘鲁时,恰逢南部高地乱起,农民工会在库斯科西北山谷里的种植园开展土地占领运动。几年后,他写了一篇非常学术的文章,探讨正在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历史进程。在他看来,正在发生的,是“新封建主义”的瓦解:在这一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秩序里,强大的地主阶层不仅从佃农这里榨取劳动,还禁止他们学西班牙语,甚至禁止他们穿鞋。而这个“新封建制度”并不新——19世纪末,世界对秘鲁生产的咖啡的蓬勃需求就创造出了这一体系。1960年代初的土地占领运动敲响了这一体系的丧钟。虽然要到1969年,在胡安·贝拉斯科·阿尔瓦拉多的军事政权下,秘鲁才开始进行全国性土地改革,废除旧地主。

1968年到1980年,霍布斯鲍姆写了三篇关于秘鲁不寻常的“武装部队革命政府”的文章,他认为这一军事政权远比许多平民政权都更不压迫,比那些后来统治这一地区的血腥独裁政权更是好得多。在霍布斯鲍姆看来,它代表了秘鲁贫困农民翻身的最大希望。“如果一个国家过去需要、现在需要一场革命,那么它就是了,”他在1970年写道。

哥伦比亚自由党左翼领袖豪尔赫·埃利泽·盖坦(1903-1948)

而哥伦比亚最吸引霍布斯鲍姆的,是自1948年起席卷全国的暴力行为。1948年,民族主义政治家、自由党左翼领袖豪尔赫·埃利泽·盖坦在波哥大被暗杀,开启了哥伦比亚十年的“暴力时期”,更准确地说,这是“一场内战、游击、抢劫和屠杀的结合”。它主要发生在农村,对立的不仅是富农和贫农,还有正在崛起的中农及其对手。但究其根源,霍布斯鲍姆认为,在于哥伦比亚缺乏一场真正的国家层面的社会革命。这就是1930年代以来,当华尔街危机把整个拉美国家的政府拽下水后所发生的:很多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应对至少是部分的公众需求,公众们“开始成为主体,而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历史的对象”。随着盖坦被刺杀,国家分裂、进入无政府状态,哥伦比亚在平等方面大步向前的希望破灭了,如霍布斯鲍姆在1963年所写:“死去的、被驱逐的、遭受身心双重摧残的一众人民,是哥伦比亚支付这场失败的代价。”

“旧拉丁美洲正在崩溃。必须有一些全新的东西来代替。”他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。但是他写得更多的,是那些没有发生的革命:被挡在哥伦比亚之外,在秘鲁未实现,在其他地方遭受挫败的革命。1970年代初的两篇文章,记录了阿连德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———在第一篇里,霍布斯鲍姆形容这有着“惊心动魄的前景”,在第二篇里,霍布斯鲍姆谴责了污蔑阿连德为“谋杀智利者”、把他拉下台的政变。(在自传里,他写道,许多人记得的是肯尼迪被刺杀时他们自己在哪里,而他记得的是当他接到阿连德死讯时身处何地。)皮诺切特的夺权只是横扫这片地区、受美国扶植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军事政变中的一个而已。1970年代中期,拉美已进入了霍布斯鲍姆所说“它20世纪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”。

阿连德,1970年当选为智利总统,1973年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为首的军人集团发动军事政变,阿连德在政变中死去。

这也揭示出《革命万岁》这本文集的一个特点:收录的文章大多写于1960年到1974年之间。这当然是有道理的:作为马克思主义者,和历史学家,霍布斯鲍姆受到这片地区的特别吸引,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感觉———感到一系列的政治可能性正在酝酿成长,重大历史问题仍然开放、有待讨论,而所有这一切都是1970年代的军事政权所竭力关停的。然而这也意味着,有很多东西都在这本书的视野范围之外:1980年代中美洲的战争和种族灭绝,以及2000年代席卷拉美的左翼“粉红色浪潮”(pink tide),从委内瑞拉到阿根廷,从巴西到尼加拉瓜,也就是霍布斯鲍姆在别处谈及的,作为进步政治仍然未死的一个象征。

虽然今天,历史已然这样轰轰隆隆运行下去,在阿根廷、巴西、洪都拉斯和其他地方,中间偏右的政府已经赢得或篡取了政权,但霍布斯鲍姆的核心关切在今天依然有意义:为什么在这么一片有如此多明显不平等现象的大陆,因而也显然足够成熟以发生革命的热土,没有发生革命,或者革命失败。这些“人们期望的、在许多国家都非常必要的革命没有发生,而是被掐死了”,2002年,霍布斯鲍姆写道,“尤其是被国内的软弱、分裂和无能所扼杀。现在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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